张觉隆

关于政治伦理知识，如《临卦》的知临，大君之宜，吉。

存谓无乎不在，发则见之流行。此理自然流出诸德，故亦名为天德。

惟尽其理而无亏，始能全其用而无歉也。这便是立身行己最切要的功夫，人人合下可以用力。马氏首先说到，儒之持敬即释之正念。[128] Ady Van den Stock, The Horizon of Modernity: Subjectiv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New Confucian Philosophy, (Leiden: Brill, 2016).[129] 此处引用的疑问，是一位学术先进审读本文后所示下的意见。如公所谓生死是幻、苦乐本空，只是硬差排，不曾相应。

出生、工作、死亡数语即可概之。在这一时期与金蓉镜（1855-1929）和洪允祥（1874-1933）的通信中，虽然使用了等指归自心的禅家手段，马氏的议论却一以程朱性理之学为归。如果仅仅将立于礼之礼理解为礼容、礼仪、礼节、礼器等数术之礼，将成于乐之乐理解为声乐、器乐、歌咏、舞蹈等数术之乐，显然不是孔子所云立于礼，成于乐的全部内涵，甚至不是其主要内涵。

众所周知，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，为孔门十哲和七十二贤人之首，孟子认为他具圣人之体，后人尊之为复圣。《论语·述而》载：叶公问孔子于子路，子路不对。君子怀刑，小人怀惠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立身必须学礼，成性在于学乐。

当楚大夫叶公向子路打听孔子是什么样的人时，子路不能回答，而孔子却用简洁语言对自己的为人作了总结，归根到底是四个字：勤奋、快乐。有序而后可兴，有定而后可立，有和而后可成。

‘乐所以和人心，故非乐不成。乐虽由中，从中而见外。同理，立于礼和成于乐也包括数术和义理两个层面。孔子对鲁哀公和季康子都说过有颜回者好学，不幸短命死矣。

至于成于乐，自然与音乐教育有关。孔子曾提出过成人标准：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绰之不欲，卞庄子之勇，冉求之艺，文之以礼乐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孔子儒学教育重视人格培养，《论语》首章即有反映：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（悦）乎。《论语》记载有孔子关于区别君子与小人的许多论述，如云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，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君子上达，小人下达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。

孔子私人办学，招生授徒，要求学生儒服委质，服膺儒教，女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。这样说来，孔子所云兴于诗，就是要求弟子通过学诗兴起其养成君子人格之志。

《尚书·尧典》早有诗言志之说，《诗大序》更云：诗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。由于文化自身的发展，三者后来逐渐分离，出现单纯的文本之《诗》，祝史之礼，瞽瞍之乐。

孔子说：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又说：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这就明确告诉我们，祭祀和音乐都只是手段，不是目的，关键是通过这些手段达到培养君子儒的目的，只有君子儒（仁者）才能践行礼乐文化、弘扬礼乐精神。《周官》礼、乐同掌于春官，《礼记》礼、乐同诏之瞽宗，其义一也。因此，兴于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兴起于《诗》的文本，而应该理解为通过学诗兴起学者的君子之志，这种志既包含了意志品质，也包含了情感态度，可以是见贤思齐的好善之德，也可以是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恶恶之心。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告诫其子孔鲤：不学礼，无以立。以礼加人，人无拒者，人不拒则我得行也，我得行则我不夺也，不夺之谓立。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为何文之以礼乐才能成人，唐孔颖达以为：喜乐从内而生，和谐性情。

关于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，前贤有过许多讨论。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。

因此，孔子儒学教育不是一般地培养儒生，而是要培养君子儒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一是义理层面，即作为意志品质的诗（志），作为理性人格的礼（理），作为快乐精神的乐（音洛）。

孔子提出的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便是对这一为学进路的凝练概括。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在孔子看来，礼的核心是理，是君子儒行事之依据，立身之根本。

‘礼所以定民志，故无礼不立。显然，颜回实现了孔子教育培养目标，可称为君子儒。梁皇侃以为此章明人学须次第也。孔颜乐处的确是可以寻觅而得的，因为它有具体的为学进路让求学者能够通达。

然而，从儒学教育层面，从孔子学校培养目标来看，成于乐并不以学习音乐知识为目的，而是指向君子儒人格培养。在音乐教育中，以诗起兴，以礼立容，以乐成章，完成一个教学过程，是符合当时教学实际的。

而创立儒学，培养儒生，进而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发展方向，则肇始于伟大思想家、教育家孔子，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。君子儒的性格虽然可从多方面加以描述，但其性格特质是快乐，这可从孔子教育实践中得到证明。

治身以此，治天下国家亦以此。这是学者立身成德的第一步，是基础，也是起始。

所以，兴于诗就是兴于志，文字学和文献学均可证明。在孔子看来，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，坦荡必然导向快乐，而快乐正是君子儒的性格特质。如果将兴于诗之诗理解为《诗》文本，不仅与诗的生产和应用的历史事实不符，而且与孔子以周代礼乐文化教育弟子的教学实践也不一致。范祖禹则说：《诗》所以序人伦，故学者必‘兴于诗。

从数术层面看，早期的诗礼乐是相互依存的，它们相须为用，很难截然分开。恃物不侵，而为固以强加人，人必逆之。

也可从义理的层面理解为志，因为学《诗》的目的在于兴起君子之志。此章不仅强调学习是快乐之事，同门切磋是快乐的，而且强调君子人格需要有快乐精神。

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显然，立于礼指示了君子儒人格养成的行为准则，成为其树立社会形象的标志和自我实现的手段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